我说这个新小说比《佛祖在一号线》好十倍，其实没什么，不至于怎么着。拿《百年孤独》做参照，它比《佛祖在一号线》好985倍。你说好十万倍我也同意。要是你买了我的新小说，看完之后觉得不是世界第一好，亏了，那不是我的错。不是话说过了往回圆啊，始终是这么回事儿。
 
这小说有它的弱点，可是我已经累了，不可能再改了。强弩之末，势不能穿鲁缟也，就这意思。再说，长篇小说没毛病，就成精了，在我读过的全部作品里也就不过三五部吧。我没资格那么要求自己。另外改正一个弱点，耗费的精力太惊人了，有那劲头儿，我该投入到下一轮更值得的火热的创作中去才对。总得说来，我觉得写得好，读者也会觉得好。这话好像不该说，但我的心理感受是这样。而且我目前的最好水平也就这样了。小说是对毫无意义的人生的一个意义的交代，交代成什么样，得失寸心知。就像跳高比赛，能跳一米五，果然跳了一米五，当下圆满。不嫉妒人家跳八米九，嫉妒不起，也不笑人家跳三毫米，笑则可笑。
 

林中有两条路，你只能走一条，怀念着另一条。你也总是度过15个月，猜测着你错过了的15个月。15个月能干什么呢？生一个半小孩，读1/3的大学，做一趟徒步欧亚旅行，学学哲学基础，等等。对我来说，更现实的另一种可能是，做15个月的新闻，做15个月的杂志，写15个月的专栏。那也挺好的，可我还有更适合自己的活法，就是写一本小说。现在写完了。
 
刚开始写的时候我期望它比《佛祖在一号线》好十倍，现在看来做到了。我也通过这本书学习到了很多。这都让我开心。但是最开心的还是，终于有一段时光我没有虚度，做了想做的事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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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3号晚上，参加了GQ的年度人物颁奖礼，我是今年的年度专栏作家，去那儿喝了一杯香槟，看了一会儿艳舞，聊了一会儿天。既然我以后再也不写专栏了，那么这个奖就算作终身成就奖好了。以前我很想得南方周末的新闻奖，就是后来叫作“年度致敬”的那个系列，可是内部人员没资格参与评奖，因此无论我写了什么，都只能看着别人得奖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我还在GQ工作，那么这个年度专栏作家也轮不到我。这件事再次证明，单个儿的人总是最占便宜的那一个，因为大家都承认你是人，属于哪个机构的就不是人，只是记者、编辑、某某职位、螺丝钉。这说的就不只是评奖了。另外一个问题是，如果我没在GQ工作过，这个奖是不是就轮不到我了呢？这我哪知道。我总不会就此去问王锋吧。问他，他就很诚恳地说，你实至名归，这多无聊。在南方周末的经验让我知道任何评奖都有偶然性，公正是公正，尺度却全在主观把握。布克奖快颁了，现在叫曼布克奖了，有一个长名单，诺贝尔文学奖也快颁了，有一个更长的名单，谁得奖都正常，都有理由可说，又都难说是惟一合适的那个。从这个角度说，认为自己干得好，合该得奖，不是自信的表现，而是智商不高的表现。如果GQ把奖颁别的大约十位专栏作家中的某一个，我也觉得完全合适。在颁奖礼上，主持人问我有何感想，我说：“谢谢GQ，很荣幸。”这也是我现在要说的。对于《佛祖在一号线》出版以来写书评的各位同学，除了关军之外，都是我不认识的，我也要说同样的话。

我住在第十宿舍，王东住在第七宿舍，我在中文系，他在法律系，我们志趣相投，相互攻击，真挚的友谊像窗外的枝桠一般自然生长。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段，我们浑然不觉辽宁大学已经为我们悄然注入了放肆的基因。那也是东北文化的特征之一。我们多少都有点儿玩世不恭，这么说还是客气的，实际上是有点儿不知尊重为何物的狗杂种习气。当然，我们对文学大师们满怀敬畏。这是一点珍贵的滋养，帮助我们在以后的岁月中去芜存菁，变成好人，直至放肆无忌也显露出有益的一面。惟独王东是我们中的特例。早在20岁，他看上去就像个正人君子，实在是太早了些。论心千古无完人，其实他也常讲流氓话，但他克己复礼是真的。他是个尊重父母的家伙，按我的意见，尊重得过分了，毕业后遵从父母的意愿去了日本，又不停地思念着几个故友和文化意义上的故国。如此一来，这个正心诚意、博览群书、富有见识的人，一晃儿已在东京工作了15年。他孤独地走在雨中的池袋，烈日下的六本木，因地震而瑟瑟颤抖的秋叶原，从不忘悉心观察日本高中女生们短裙与长袜之间的那一段“绝对领域”。对于日本，王东是可以替代我们自己的眼睛的素质精良的体察者。他这一生中最好的年华，阴差阳错，没有像别人一样用来争名夺利，醇酒妇人，也没有像他自己曾经期许的那样横扫文坛，气吞万里如虎，都用来认识这个让中国人感情复杂的岛国了。

《佛祖在一号线》后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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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这些小文章来自我在《第一财经周刊》、《南方周末》和《智族GQ》上的专栏。专栏这东西，要么讲社会，要么谈生活，要么逗个乐子，我是兼而有之。写了这么多，抱负却谈不上。对于社会，我没有研究，卑之无甚高论，所依凭者无非庄子所言之“以其知之所知，以养其知之所不知”。不过我想，就我谈及的这些简单又基本的问题而言，这也够了。我只是凭着天性来判断是非。至于“散文”这种文体，我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兴趣，老话儿讲，壮夫不为也。
 

 序 换个姿势做天才
 伊险峰（第一财经周刊执行总编）
  
2007年年底，筹备《第一财经周刊》的时候，我邀请海鹏加盟——有那么几天他似乎动了一点心思，我还跑到他家里一趟去游说，当然最后依惯例，他还是拒绝了我的邀请，作为折中方案，他答应给我开一个专栏，两年多下来，大概有五十余篇，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可能都来自于这个专栏。

这是我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，以后无论是在《第一财经周刊》，还是在其他媒体，我都不再写了。我曾在这里写过，“我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”，这正是我在这些专栏中的因寄所托。重申常识这种事，做起来一百年也不够，可它没什么难度，未必专需要谁做。我还感到自己的一点点才能并不在这里。早年我读过苏轼的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古文经典，却委实乏味，后来我又读了《东坡志林》，晚年成熟期的作品，依旧是对国家社稷发言，充满了幼稚的错误。我不免惋惜，一个杰出的头脑做了一件多么没有意义的事。相比之下，《前赤壁赋》却是何其优美洒脱的杰作。我觉得，这是前车之鉴，写文章还是该写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。
 
年轻时我想写小说，这算不得梦想，因为写小说你只需要坐下来开始写就可以了。我的梦想是写很好的小说。如此一来我的人生就变得甚为艰难，我不得不写几行字就放下笔，自我谴责说，这跟约瑟夫.凯勒相比什么都不是！最初只为了养活自己，也避免被亲戚朋友看作百无一用，我开始做记者，慢慢地，我的讨厌不公平和容易同情他人的天性受到激发，竟然成了一个蛮职业的媒体人。这些专栏的议题大多关乎社会生活，也该算作我的记者生涯的衍生之物。

    新闻业有一句听上去很绝望的格言，叫作“给我一个故事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把它讲得有趣些。”可以作为类比的是，你从来没听过日化行业说什么“给我一段牙膏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把它弄得清香些。”没人在这种事上大费周章，可是所有牙膏都有不错的味道，而新闻业拿了神灵自我要挟，一多半儿的新闻还是不堪卒读。这也许可以说明新闻从业者全是傻蛋——如果你这么理解，我也没办法反对，因为我自己就干过新闻，而且以我的智商来应付这壮美的时代还真是左支右绌。可是这更能证明，新闻业是一个依赖于个人才能的行业，也说明一个好的新闻机构是多么难得，而作为整体，一个健康的新闻业也比一般行业更重要和更珍贵。没有牙膏你还可以用牙线或者盐，没有新闻业，地球上的一小半文明世界也就不复存焉。
 
真正的问题是，我们发现写出一个有趣的故事太难了。就像红土上只生长茶树一样，我们这儿也只盛产一种故事，就是一个家伙被关进了拘留所，他就很开心地跟同伴们玩起了游戏，丢手绢，丢手绢，轻轻的放在小朋友的后面，大家不要告诉他！然后他就死了。我们的新闻倘是真实的，就总是这个样子，像一条荒谬的大河正在向高山之巅不停奔涌。若论单个儿的，这种故事当然精彩绝伦，可是身边的每个故事都是如此模式，它也就没什么吸引力可言了。

 《GQ》“生活-LIFE”专栏
 
 
这半年里我喜欢的作家是E.B.怀特，闲来就翻翻他的书信集。他写的多半是在缅因州的农场里与15头羊、112只红母鸡、36只白岩母鸡、3只鹅、一条狗、一只雄猫、一头猪和一只笼鼠共度的日常生活。各种寻常小事他讲得温文尔雅，我读了之后，明白人家是真的超脱。我由此发觉，文雅和风度这类东西比过去更吸引我了。以往我更敬仰毕加索和罗兰.巴特一类的人物，他们的才华更耀眼，像不可直视的强光。与之相比，怀特只不过是下午的荫凉。可是这荫凉确实是了不起的。怀特之风在我这儿是渐渐显露的魅力，在更大的范围里则是典范。怀特死后，《纽约时报》的讣闻说，“如同宪法第一修正案一样，E.B.怀特的原则与风范长存。”

上大学时，我读过《献给艾斯美——既有爱情又有凄楚》，里面那个叫艾斯美的小姑娘就像冻雨之夜的火苗。我也读过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，讲的是一个永远的正太的故事。毕业后我读了《九故事》，关于形式感，这就叫珠玉在前吧。后来我又读了《弗兰妮和祖伊》，最初觉得我自己挺像祖伊，等弗兰妮的戏份够多了之后，我发现我更像弗兰妮。塞林格笔下的人物总是聪明的、孤僻的和非常有礼貌的，哪怕满嘴“他妈的”和“混账”的霍尔顿，也是个礼貌的孩子。

我觉得这其实带点儿高能孤独症的趋向。我就想，看来有一天我也可以写一本这个类型的小说。